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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週六以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總幹事的身份，聯同其他社福界前輩，應曾潔雯教授邀請，跟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的師弟師妹們，交流踏入社福界就業的準備。事前Sandra客氣的叫我們能出席就好，不用準備。幸好在分組交流環節，遇到一班勇於提問的好奇師弟妹，他們提出的問題甚有意思，令包括我在內的同組參與者思考甚多，故把其中 4條問答討論 記錄如下跟各位博友交流。因為整個小組交流是沒有既定框架，所以問答也有點散亂，還望大家不要介意。
1. 任職自資機構是否好自由？有沒有「跑數」壓力？
答：自資機構與社署津助機構一樣，與資助者之間一樣有服務合約或協調，不過兩者不同的地方是，後者要按社署定出的規格設計及安排服務，但自資機構可以由同工構思服務點子，再撰寫計劃書爭取資助及捐款，但獲資助後，都要做到預期的服務產出(output)及成效(outcome)水平，這或者就是你提到的「追數」。
設定預期產出同成效水平，其實不是為了追數，而是令我們大概掌握服務的推行是否順利。相關數字水平應該是在推出服務前或擬定年度計劃時，已按本身服務目的、以照顧服務使用者需要出發的原意，及服務推行的可行性去擬定，所以當出現低過或高過個水平時，就代表需要跟進和處理。
例如今年是「後COVID」時期，我機構的香港公益金資助入校健康教育服務報名預約數目，已遠超我們年度預計的產出數目。對應方面，我們除了向董事會要求運用撥款增聘多一位屬社會工作助理(SWA)的社工外，同時也發出通告告知學校，明年四月或之前的預約日期已告爆滿。因為有「數」作為指標，我們內部就可有效溝通應對，不是硬接，去做死同事兼影響服務質素。當然數字低於如期，也要做好相關應變，例如加強宣傳或調整服務內容，因為好的預期產出同成效水平，正是我們預計社會應該有該些服務需要有待被滿足及照顧。
2. 傳統津助機構是否比較接受不了前線採用創新手法？
答：我不覺得是跟機構撥款性質有關。反而是同工有意引入或試行創新手法時，好多時忽略或未有做好跟上級和機構的溝通，好讓後者知道引入創新手法的原因，包括對比現有手法，新手法有何分別？會否更有效去幫到服務使用者或更具成本效益？同時引入新手法有多大可行性和有何潛在風險？有風險的話又有何風險管理同減低風險的建議？始終社會服務是對人的工作，不能為了創新就損害服務使用者。
我留意到同事有新點子要找我商量時，有時會好急就要約開「賣橋」會議，這種溝通其實不太好，一來我作為聽眾好似要被考急才及要即時給予對應；二來沒有稍為實在的細節，我作為主管是好難給予到位的意見及判斷。較理想的做法，是請大家準備簡單介紹(concept note)給上級(主持Elvis補充建議最好以兩頁紙為佳)。這並非不合理的「造紙」要求或「形式/管理」主義，而是促進有效及認真溝通的方法，大家把點子寫出來，也有助自己先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清晰及合乎邏輯。
3. 社福機構是否只有好少職位做政策研究？如果要做研究是否只能加入智庫？加入智庫做研究，社工是否沒有優勢？入行做研究但日後要轉做服務又是否好困難？
答：如果講社福機構做政策研究的崗位確是比較罕有，不過社工加入智庫也是值得考慮，因為社工訓練令我們作為政策研究人員的視野，會比其他學科畢業的從業員不同，我們會更為留意弱勢的處境和情況，那種敏銳度，是做政策研究重要的一環。
不過如果講「研究」工作而非狹義的政策研究，社福界是愈來愈看重服務研究或實踐研究(practice research)，例如聖雅各福群會就已聘用機構內部研究人員，仁愛堂也招兵買馬，香港善導會的研究部也由一人團隊發展成四人部門。
講到研究，我覺得最理想的是社工跟研究人員相結合，而英國、北歐跟澳洲也致力推動社會服務界別的實踐研究。世界如此大，我們可以不止放眼香港。
至於職涯之路一開始就做研究，之後是否很難轉去做服務，我是不同意的。我覺得研究工作講求的「概念化」及「邏輯思維」能給我們持續思考訓練，同時研究工作令我們更懂得問「對的問題」和更能掌握「關鍵詞」，就自己做服務時遇到的情況及所需知識，更快捷地找到有用的文獻和參考，這大大幫到我現職的非研究工作，也是我跟主席提到我轉職CDAC 後能盡快掌握服務發展與推行的原因。
4. 我已做了社工一段時間，想考慮試下主管職位，應該有何準備？
答：我覺得要對你心儀的工作崗位有「預視力」，讓面試者知道你對該職位的工作與責任有若干的想像與了解，同時也請你歸納你現職經驗，可以如何幫你在新職位發揮，及你期待你在未來崗位上，你的上級和機構如何支持你做好主管的工作，你本身又有何學習和磨練位。
至於團隊工作，我們不止要放眼自己的團隊，也得思考如何跟其他部門主管溝通合作，最好是能循機構角度考慮。若你團隊要走得快，你的團隊就可能多「單打獨鬥」情況去速行；但如果團隊在機構內要行得穩而有力，就要多思考如何串連其他部門，令大家可適時合作及互相協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