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也,他自有一套獨到的時間管理大法。在美國期間,他說十分適應美國文化,「為了理解社群(很值得借用的理由),parties, thanks-giving聚會, 這些活動我是第一時間參與的,幾乎逢騷必到。」他笑得開懷,演活了那句流行語「你必須很努力,才能看起來毫不費力」。
「但後來玩到連我都覺得有少少過頭,因為幾乎晚晚要跟屋主講晚點回家。所以後來我自己限制自己,一星期最多出去兩晚,之後寫論文就專注了。」效率始終離不開自律,現在他送給學生的贈語是:work hard, play hard.
雖然「一氣呵成」完成博士,之後一直在大學任職,但他並非沒有傳媒工作經驗的。九十年代初,趁大學最後一年空檔期,他以月薪一萬元(20年後不變)全職加入《東方日報》,負責投訴版,那是傳媒人相當風光的年代。
「那年代就是投訴無門,社區設施唔夠、廁所沒人修理⋯⋯我最記得要去舂坎角影相,影個廁所,好好笑。當時的確好多機會接觸社會民生。」他憶起1991年,赴美前的難忘「工作假期」。
那一年,除了猛翻政府電話簿「為民請命」之外,他亦會寫專題,環保、歷奇、另類療法等等,都曾是他筆下的題材,「那時候待遇好好,好自由,寫任何東西都會刊登,沒有政治考慮的。」幹了一年多, 儘管愉快,但扶輪社獎學金一批,他就出發留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