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ton享受台上的另一個我,Ribble卻長期專注幕後工作,「跟Winton不同,我沒有表演欲的。」她曾遊走藝術界不同崗位,「在藝術發展局做過職員,亦做過民選委員。」有了民間和官方的工作經驗,讓她對業界生態有較全面的掌握。
她直言,香港業界的生存狀態並不理想。「一台騷,幾十萬預算,演員只得很少薪金,兩個月可能只得兩三萬人工,所以好多人需要做多份工,支援日常開支(疫情下更陷窘境)。」藝術界面對的這種困境,不是這一兩年的事。她認為歸根究底,是香港社會太強調「金錢為成功指標」。
「香港不是文化沙漠,但心靈是沙漠。這是社會價值觀的問題,孩子童年時會學畫畫、彈琴,但長大後,又有幾多個家長會讓子女從事藝術,怕開不到飯(事實又的確如此)。這種觀念幾十年來都沒變。」Ribble道出這個無奈的惡性循環,但強調她跟一樣熱情投入這行的還是有不少。現實雖然很「骨感」,理想仍然很「豐滿」。
那麼如何營造一個健康藝術生態?Ribble認為兒童教育十分重要。「以英國為例,小朋友從小接觸藝術,家庭會訂購樂團、劇團入場票,一家人視之為盛事去參與;在美國,我參加過一個跨省舉辦的兒童藝術節,政府和學校都很支持,帶小朋友參加各種舞蹈、戲劇、音樂表演。還有兒童講故事環節,我身為大人都聽得開心得很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