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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年前吧，我參加了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第一屆「藝術行政專業證書課程」，也算把半邊身走入了藝術行政行業，及後再開過書店、餐廳。經歷了書店結業，餐廳轉售，我持著藝術行政的經驗，加入了一間INGO從事公眾教育的工作，策劃了一個視覺藝術展覽，帶出在職貧窮倡議的不同角度及討論。就是因為這個展覽，造就我從藝術行政飄揚到非牟利機構工作，後來再靠自己加入不同的社創培訓及孵化計劃，現在營運一間推廣閱讀體驗的微小社企：從純賣書到推廣閱讀，或者是註定自己離不開書；但最有趣的是，我如何在同一載體上（書本），由藝術行政走到社會創新，體會了這兩個「行業」的各種差異。
從政府撥款原則的差異，到商業贊助的分布及私人基金的投入，我親身見證，社會創新這領域在個人事業發展及項目資源投放上，實在遠超藝術類別的既有框架。各大專院校均投入資源發展學生的社創意識，不少私人企業開始自己的社創比賽，或是委約專業機構執行相關比賽及培訓課程。最新趨勢是由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單向投入，轉到強調企業業務過程中發揮社會價值的Create Shared Value：許多計劃都會架上一個Good字，用來代表了自己在社會價值的取態及定位，繼續得到許多的支持及資源。我不是說加入了這條路就代表一帆風順，但我觀察到，相比起純藝術界別，在社會創新發展的潛力，會有更多的可能性，甚至可以在項目中加入藝術推廣元素。尤其是那些兼備科技成份的社會項目，更可從數碼港或科學園等的培育計劃中，爭取更多的支援及投資機會。
過往我帶著自己的微小社企，參與了很多香港的社會創新培訓及比賽。表面上我去到不同的社群去掌握趨勢、長知識及建人脈；但我更加有興趣的是，去觀察這些參與者、策劃人及機構員工，到底如何理解自己在這些項目的社會位置：沒有社工身份的社會工作者，到底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工作及影響？在養活自己、養活機構及與弱勢社群同行之間的平衡，又會如何定位？寫計劃書拿資助就會被責難是拜膜權貴嗎？尤其在社會運動之下的香港，他們會不會對不公義發聲，又同時在社會創新的框架制度下實驗出路？對弱勢社群的論述有許多，但是這一班參與社會創新的人類們，在我眼中更加值得關注。我嘗試用participant observation去了解他們，也同時梳理一下自己的藝術行政初心。
最近在一個NGO/社會創新同工的場合，有參與者在結束的分享時說，希望香港成為社會創新的Silicon Valley。的確，我明白香港獨有的一些造就條件，有潛力在香港起動一個有社會價值的startup ecosystem。我一直在HBO追看美劇Silicon Valley，已經來到了第六季。劇集跟隨了一個矽谷startup如何捱過一關又一關的科技比賽、投資機會、成員紛爭；人物行為政治不正確，當中情節影射不少真實的人物事蹟，讓我們看到矽谷內的特有景象。雖然劇集沒有social good的元素，但是我開始在劇集中，窺看到越來越多香港社創圈內的影子：成長、改變、創業精神；當然還有掙扎、困局、迷茫……因為他們都是人而已，不是扶貧棋盤上的棋子，也不是社會創新綱領上的一個%。